【文╱陳銘泰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二生)】
前陣子新聞吵的沸沸揚揚，看做是洪水猛獸的電影《愛的十個條件》。在因緣際會之下，我看完這部電影，從熱比婭如何從一個東突厥斯坦的女孩，一躍成為中國女性富豪，又看著努力爭取新疆維吾爾族人應有的人權與更合理的生活環境。面對中國長期打壓維吾爾族群，世界維吾爾族大會主席熱比婭，到處為維吾爾人權奔走。對她的族人而言她是領袖，但是對中國而言她只是個欲除之而後快的「恐怖份子」。Condition不只是指條件，還有環境一解；愛的條件摧毀了愛的環境，不論我們是否認同熱比婭的運動。
人權、民主、族群平等以及婦女參政等面向，在現今台灣社會之下是同理所當然價值觀，在當今的國際社會，維護和保障人權是一項基本道義原則。是否合乎保障人權的要求已成為評判一個集體（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優劣的重要標準。但是，在具體實踐的層面上，對於人權的具體定義，以及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都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民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別是人們對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認知和感情。（Kellas
1991,
2）且平等主義是基於所有個人要求在社會上的平等政治主張，以及所有人應平等地得到社會的保障。社會的保障包括法律權利，政治權利，公民權利等等。平等主義核心的思想是平等必須不分種族和不分性別，所以政府的政策是不應因著個人的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偏袒。我認為方法論上很多理想價值，是必須靠著不斷地溝通、持續地溝通，從認識接觸到了解到交往，儘管十分困難，彼此對話依舊是不可或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