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銘泰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一生)】
以宏觀的理論角度去解釋非營利組織的演化過程；這類理論透過廣泛的瞭解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企圖解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過程。理論之一在瞭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之餘，企圖追溯世界政府、世界公民以及強調普及化和個人主義的全球文化等概念。跨國的非營利組織將其主要責任定義為培養、繁殖並且傳播世界文化，因此也促進了這些價值觀的衍生。此外，跨國非營利組織也促進了地區性的非營利組織的誕生。因此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可以說跨國非營利組織開始了新的世界文化。
除了普及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外，另一派的學者將公民社會的成長歸功於其他重要的社會行動者和另一種意識型態，也就是全球企業以及市場資本主義。慈善事業、志願主義和非營利組織的推廣被視為新自由主義計畫的一部份，用以削弱社會制度的力量，以及避免政府收取高額稅金，進而避免損害市場力量。因為如此，西方公民社會的角色常常被質疑落於模糊的邊界：關於其是否真正以公民的利益為出發，或者僅作為支配而非解放的工具。
另外一派理論則企圖以具體的因素來解釋國際非營利組織的崛起；以Salamon為例，他提出四項危機與兩項革命的理論，來解釋自一九七零年代以降國際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四項危機包含福利國家危機、市場危機、發展危機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危機；這四項危機說明不論是國家或是政府，面對新的公共挑戰時皆無足夠的能力能夠獨立應付。而在尋求可行的解決之道時，基層的能量和市民社會組織成為可能的答案。此外，兩項革命包括通訊科技的革命，以及教育菁英份子對於昔日政治和經濟機會的不滿，企圖尋找新的可能性；這樣的趨勢和前述的危機結合，促成了國際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最後，這樣的發展同時受到許多外在行動者的支持，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教會，西方國家的發展組織和基金會等；這個組織透過提供資源給非營利組織，協助其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以及組織窮人，進而鼓勵這些組織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