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志軒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前陣子聆聽鄭振滿教授於交大的演講，講者提及契約文書的分類與整理的問題，認為整理契約文書時，應照這些文書原有的順序、脈絡，加以編排，不應將其原有的順序、脈絡打散，並以性質相似與時間的先後順序的方式整理。以這樣的方式編排，固然有助於編者將契約文書分類與整理，但往往這麼做的結果是，讓想要利用這些材料的研究者，必須先還原這些資料原有的脈絡，找出上下手契，才能加以利用。
臺灣目前許多已經出版的契約文書選集，同樣有著講者所說的問題：打散契約文書原有的脈絡，依照性質相似與時間的先後順序的方式編排這些資料。就以張炎憲等人所編的《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這本契約文書為例，編者從民間（私人收藏）、學術單位（中研院民族所）、地方志書、官方檔案等地，收集有關竹塹社相關的契約文書，將這些契約文書原有的脈絡打散，然後按照文書性質以及時間先後順序加以整理。雖然每件契約文書的後面均註明這件契約文書的出處，但卻未交代這些契約文書為何會在某人或某些單位。相較之下，《新竹鄭利源號典藏古文書》與《關西坪林范家古文書集》這兩本契約文書選集，均能符合講者所說的契約文書整理的原則，並且說明每件契約文書的來源以及為何會出現在這個家族，均有清楚的說明，讓研究者得以了解這些契約文書原有的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