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筱蓉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時間：98年4月20日(一)14:00~16:00
主講：劉昌德 /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地點：中大工程五館三言堂
講者破題即點明台灣的有線電視頻道何其發達，但做為紀錄片映演的管道相對稀少。台灣的媒體環境，使得紀錄片在拍攝製作的過程中相當難爭取資源，甚至在影片完成後，得以映演的機會仍相當少，如此惡劣的環境，卻也培養出相當多有熱情的紀錄片拍攝者，不斷投入這塊領域。
講者以台灣電影產業的現況與政策、紀錄片發展：公部門與外包勞動、創作的勞動條件與研究者的位置，以上四點來談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台灣電影市場目前充斥著絕大多數的好萊塢電影壟斷的局面，紀錄片得以映演的戲院與廳數少得可憐，而紀錄片的收益更是微小的難以計算。這是由於政府解除了對於戲院播放國片的補貼政策與對外國電影總量的限制，大量的好萊塢影片便挾著龐大的資金、特效、行銷席捲台灣的電影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極使好萊塢電影如此強勢的席捲全球，但某些國家仍舊保有對於其本土影片的熱愛與支持，例如印度。
民國七十到八十年代，是台灣電影產制的黃金期，八十年代以降，取消對戲院播放國片的補貼政策與外國電影總量的限制，逐漸形成所謂的國片死亡交叉點，好萊塢影片的市占率提高，而本土國片則急速下降。1989年採取輔導金政策，對於許多國片拍攝者露出曙光，但是能夠拿得到輔導金，在補助金額內拍攝完成並找到上映戲院的國片仍舊相當少，因此輔導金雖然鼓舞了國片拍攝者，但並無法使之與好萊塢影片抗衡。
吳乙峰所拍攝的「生命」是紀錄片創造熱潮的少數特例，但也因此激起許多投入拍攝紀錄片的熱情份子，吳乙峰所屬的全景工作室，曾大量投入人力訓練紀錄片拍攝者，因此造就許多後起之輩，也引領了台灣紀錄片風行的浪潮。
1960到1980的中期，台灣的紀錄片從電影新聞片轉為電視新聞片，張照堂、黃春明和王曉祥都因此而崛起，1980到1990中期，政治異議與家庭攝影機v8的誕生，使得紀錄片的拍攝門檻降低，拍攝紀錄片成為人人可行的技術。現今仍有多數的紀錄片工作者使用較為簡陋的工具，一人擔任導演、攝影、剪接、收音與訪問等工作，獨立完成紀錄片的拍攝，姑且不由美學層面去觀看，這些紀錄片工作者使用克難的器具但投入深厚情感，紀錄片對於拍攝者的生命，呈現相當深的涉入，紀錄片工作者通常很難維持客觀，大多數都相當涉入於被拍攝的人事物之中。
紀錄片工作者的主要資金來源仍是公部門，這是紀錄片的產制基礎。1999到2008公視所製播的紀錄觀點節目，提供了紀錄片一個公開的映演空間，而公視本身也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自製紀錄片。目前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所面臨的窘境，除了映演空間不足之外，資金不足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除了輔導金之外，公視另有特別的資金補助，約為一百萬，各地方政府也有些許的資金補助，但仍不及Discovery頻道的補助與專業化的要求。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若要提高，政府對於映演的補助應增加，否則非商業取向的紀錄片即使拍攝完成，經濟回饋低的前提，苦無映演的場合，也是沉默在無數的膠卷之中；但相對的，接受公視或Discovery等媒體所資助的紀錄片工作者，在創作的硬體上雖獲得較好的資源，卻也在創作上受到了限制，必須遵循出資者的想法而創作。
研究者在研究的立場，講者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模式，試著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結構對於個人或文本的影響，思考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對於當代台灣紀錄片的影響，同時，政策的轉移也帶起紀錄片的風潮，在族群政策與文化政策下，紀錄片的形式與主題，也有著相當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