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家銘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一生)】
傳統的社會運動是透過國家權力之介入來達成其目標。然而，在國家弱化的情況下，這種國家主義的路線是有檢討的必要。因為即使環境運動者進入官署，更理想的環境治理方式也不一定會實現。而目前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全球化都削弱了政府對於經濟部門的管制能力，因此環境團體需要以其他方式來發揮其影響力。舉例而言，要監督工廠的污染排放，除了依靠政府頒訂的環保標準、僱用的稽查人員、購置的偵測設備以外，是否有可能透過社區居民的力量？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環境運動個案走向社區化的路線。這種在地化的運動經營是否創造新的社區意識，除了要求廠商回饋以外，更能將居民轉為社區環境的守衛者？
1990年代中期以來所新設置的環境治理機制的確更容許專家學者的參與空間，而在政黨輪替之後，運動取向的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之參與機會更為提升。這使得環境人士的確更可能透過這些亞政治的制度，繞過政黨政治的場域去開闢一條嶄新的戰線。要能善用亞政治的機會，環境運動組織必得要走向專業化，至少他們得具備一些實用知識，知道如何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如何競標政府的委託案與如何在官方的會議中提出具有說服力與可行性的論證。
而環境運動視為一種追求環境正義的集體行動。環境運動並不只是美化生活、保護自然，而是要求公平分配資源、承認弱勢群體生活方式、共同參與環境決策，換言之，環境運動終極目標是環境正義的落實。在過去的二十年，這種追求綠色民主的渴望展現出巨大的政治動員能量，也與既有的體制產生激烈的抗衡。環境運動的興起意味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深層批判，他們強烈地質問，到底新民主政權如何看待環境受害者？對於越來越自我安逸化的民主派人士，不斷地提醒我們那份未完成的民主化志業。
在經歷了解嚴、民主革命、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政治景象產生了劇烈的變動。在二十年前，鹿港居民用偷襲的方式，在當時仍叫做介壽路的總統府廣場進行陳情，他們的和平行動沒有進行多久就被軍警勸離；在二十年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比較常見的場面是揮舞國旗、高喊打倒台獨的群眾，國民黨中央黨部儼然成為他們的前進指揮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