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數據時代來臨——眾說紛紜的「民族誌」到底為何物？
【文、圖／樓和念（用戶研究員）】
去年修了一堂科技人類學的課，期末報吿的主題要闡述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是否有影響到人們的關係，實際寫的內容已經不可考，我只記得我的主題是Instagram，採訪了兩個朋友怎麼使用這個軟體，又怎麼透過這個軟體維繫社交活動，例如一位受訪者喜歡貼出團體照，把Instagram當作團體回憶的相簿，但是最後得到的回饋卻不是很理想，只得到了68分。
很可惜老師的回饋內容遺失在茫茫資料海中，但我只依稀記得，老說回覆寫著，民族誌的內容不只是採訪內容，理當民族誌還需要靠著參與式觀察⋯⋯等其他方法支撐，但我腦中卻遲遲卡在一個關卡——「所以民族誌跟採訪的差別在哪？」
而現在，我很幸運的在一間軟體設計工作室擔任用戶研究員一職，進入了這個當紅、卻眾說紛紜的產業生態，民族誌、訪談這些關鍵字依然常常被討論、探問，今天重讀《百工裡的人類學家》，針對「民族誌」、「新聞採訪」、「用戶訪談」的差別，才終於稍微理出一點頭緒。
首先，定義什麼是民族誌
民族誌是人類學家進入田野的筆記產出。但跟日記、旅遊報導不同的是，他的書寫方向不是從自身的「我覺得」出發，而是要從被觀察者的價值觀跟脈絡去解釋看到的東西，舉例：劉紹華寫中國四川的涼山，在撰文當時，因為當地的毒品猖獗、犯罪率高，被中國政府歸類為危險地區，但作者不是從政府、醫學知識的角度，由上而下的語氣說，好危險，好誇張、好可憐，而是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觀——進入監獄、吸食毒品，是他們體現男性氣概的方式，就如同現今的都市男子穿潮牌、開名車⋯⋯（暫時挪用一些都市男子的刻板印象），行為表現不同，但背後的價值觀其實是相通的。
而這種不只看到表面行為，更看到行為以外的抽象事物的能力，我們稱之為「厚瞄」。
民族誌之於新聞採訪
民族誌之於採訪，確實有其相同之處，兩者都是需要介入社會，並透過觀察、紀錄，分享給不在現場的他者，一個好的記者，可能也和一位好的人類學家一樣，了解每一個事件背後的脈絡、前因後果，只是在撰文的時候，需要強調與時效性最相近的議題。
而兩者最大的差別，則是撰寫視角的不同，民族誌需要減少第一人稱的視角，而是用田調對象的價值觀來理解行為，但是新聞講求的是批判性與精準性，正需要透過記者的筆與口，行使媒體第四權以監督政府，這種監督正是來自於個人深刻淬煉的主觀意見。
對比記者的「批判與準確」，人類學家更重視「脈絡與反思」。民族誌是「減少」第一人稱的視角，但並非完全沒有，反思就是人類學家很主觀的書寫，後續接著寫的會是對自己、田野地、對自己與田調對象的關係、對於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的反思。延伸前一個例子，對於吸毒這件事，為什麼我們覺得是惡的？是因為我們害怕違法？還是因為我們習慣把吸毒跟其他「壞事」脫鉤？而什麼是壞？什麼又是惡？我們與「他們」的定義又有何不同？⋯⋯無限探問。
民族誌與使用者訪談
最近很流行的 使用者經驗優化（User Experience，簡稱 UX），讓很多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成為科技大廠爭相汲取的人才，例如葉蒂芬前往美國繼續深造社會學的碩博士，而在未完成博士學位之前，便轉而應徵 Facebook 總部的用戶研究員。
設計的概念，之所以能夠和這些學科扯上關聯，來自於「工程師至上」的風潮漸漸在轉變。過去「以設計者為中心」，我給你什麼、你就用什麼的風潮，慢慢轉向為，你需要什麼、你的痛點在哪，我幫你解決的「以使用者為中心」，因為用戶永遠和你想的不一樣，「訪談」、「觀察法」、「做田野」開始大量的從人類學學科被外移到商業領域。
在做用戶研究時，我們觀察的是行為，因為他的行為比他的語言更具有可信力，如果你說你想要解決某件事情，但你沒有採取行動，那可能想要解決只是一個理想，並不構成一個痛點，因此我們會選擇忽略。
從商業訪談延伸至人類學，依然重視行為，除此之外，人類學家也關注消費行為的整體脈絡（為什麼買、為什麼不買），消費者的社會位置，以及消費者的價值觀（這個消費行為是否反應某種階級的自我認同），這些資訊，是需要透過行為觀察、言語對話、第三方驗證⋯⋯等等方法東拼西湊出來的，行文和語言同等重要，協助觀察者了解意義網絡的全貌。
近年來，民族誌、人類學似乎和 UX 一起成為了當紅的關鍵字，雖然自我認同是一個社會科學背景的學生，也在學生時期看了這麼多的經典又有趣的民族誌——《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但要解釋到底何謂人類學？會記錄什麼？有格式嗎？通常是為了什麼而創建這種文件？卻一時之間答不上來。
這篇文章，算是一份遲來的閱讀心得，用很粗淺、暴力的分類統整，區辨三者的相同與相異，相信身在學院裡的先進後輩會有更細膩的分析，但與此同時，這篇文章也是一個機會，讓我把過去的累積與現在的工作串接，如果能拋磚引玉，一切都會更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