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地域到族群：再論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現代性」 王甫昌教授演講紀要

【文／陳明惠／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生】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於107年5月8日星期二上午十點，邀請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王甫昌研究員蒞臨演講，講題是「由文化、地域到族群：再論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意識的現代性」。王甫昌老師在演講中與客院師生分享他最近的研究成果，透過新近客家研究與各種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指出台灣客家認同的內涵經歷了由「文化」（語言）認同、「地域」認同到「族群」認同的轉變。

2003年出版的《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是研究台灣族群關係的重要著作，王甫昌老師於書中指出，1980年代後出現的「泛台灣客家認同」，是超越地域性及次方言的區隔，形成以整個台灣為想像範圍的台灣客家人認同，而1988年底的「還我母語大遊行」則是建構此種新認同的起點。這個說法引發不少討論與回應，不少學者認為，以整個台灣為範圍的「客家認同」早已存在，不是1980年代客家運動之後才出現。因此，王甫昌老師根據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檢視過去的說法，比較現代族群概念下的「泛台灣客家認同」，和先前台灣社會中就已經存在的傳統客家認同之間的差異。

早期移墾台灣的客家人，因為祖籍混居，及清朝為了控制台灣社會，認定「義民」身份與准許增設粵籍科舉學額，造成閩粵分類械鬥頻仍，進而強化了閩粵分類意識。此時客家身份意識主要是基於語言相通的「文化」身份。但是，王甫昌老師對於清代是否有普遍化的「閩粵分類意識」，以及「閩粵分類意識」是否持續存在，持保留的看法。主要是「文化與政治菁英」和「一般人」在分類意識上是有落差的，菁英因為參與科舉考試的經驗，而具有「省、府」層次的身份認知，但一般人的祖籍認知恐怕僅及於「縣分」。更重要的是，造成閩粵分類意識的機制，在清末及日治時期都有重要的變化。

首先，分類械鬥後的人口遷移，確定了台灣客家聚落分佈型態（桃竹苗、六堆、中部近山地區），導致祖籍同質居的發展。1860年代以後，大規模閩粵分類械鬥不再出現。其次，土著化的發展，台灣的漢人移民逐漸改變過去經常往返大陸祖居地，而開始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宗祠。日治以後，廢除科舉制度以及引進現代化政治制度，地域化社會逐漸形成。「閩粵分類意識」在客家集中居住地區，逐漸失去原先的社會功能，客家人的「地域認同」甚至超越了共同語言文化的認同。

1960年代以後，由於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發展，客家人大量移出原先客家人佔多數的客家聚落，進入都市工作和就學。加上推行國語政策造成語言流失，以及以福佬人為主體的政治反對運動對客家人的刺激。促使台灣各地的客家人產生危機意識，開始面對共同的問題，進而於1987年創立《客家風雲》雜誌，形成論述和意見交流的平台。之後發動一連串的客家文化運動，將客家人「族群化」，以少數族群的社會位置來界定客家人與其他族群的不對等關係，並進而主張「重建台灣的族群關係」。客家人於是跨越「地域意識」，進而發展出「台灣客家族群意識」。

王甫昌老師的演講，引起與會師生的熱烈討論，使大家對台灣客家的形成及客家認同的轉變過程，有更進一步理解。

【圖／潘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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