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老越勞碌～古國順教授的學思歷程
【古國順 口述 李秀鳳 整理∕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語所碩一生】
我的人生「過一頷算一頷」，就像過一山算一山，這樣說，是與我的出身有關。
我出生在楊梅到湖口的楊湖路旁的長岡嶺臺地之下，地名叫做三湖，那邊大多是旱田，靠陂塘水灌溉。從小過著非常窮苦的生活，和爸爸一起耕田，犁田時跟在後面撿石頭，平常還要照顧一條牛，因此對牛的習性多有了解。
不過，父親仍舊希望我能學會幾個字，那時候的人讀書識字並沒有太多的想望，只是想能「訂簿記數」，即所謂的記帳而已。民國26年對日抗戰時期，日人在臺禁止讀漢文書，規定所有漢文書要燒毀，父親捨不得燒，就把書藏到抽屜底下和屋頂的牆角上，反正住在窮鄉僻壤，也不會有人來搜查。
臺灣光復後，有一天，父親從里民大會上拿回一張紅單，貼在大時鐘下，那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就是現在的國歌，父親用海陸腔念，我才知道原來字可以這樣念。從此，父親開始教我們讀書認字，從百家姓、三字經開始讀起，入小學以後接著念人生必讀、增廣賢文、千家詩、幼學瓊林、指南尺牘等，此外也讀了指明算法，學打算盤。
民國35年入小學，國語課文的第一課是「來來來，來上學」。除了在學校讀書，夜間在家也要和大哥二哥一起念書，三兄弟共用一盞油燈，都出聲朗誦，各讀各的。以前的人念書不論你今天讀到第幾面，每天都要從第一面讀起，父親就在旁邊破竹篾編竹籃陪我們。他要求我每天至少背誦一面，會背了就可以進房間睡覺，所以幾乎每天都是在哥哥們的朗朗書聲中進入夢鄉。
中壢中學第一年晉升為省立學校，老師要我去考，我就去考。光是我那一班就有8位是得過縣長獎的，可見競爭有多激烈。
在民國40年代，鄉下孩子讀小學都打赤腳，上了中學規定都要穿鞋。那三年桃園、新竹一帶天大旱，三年無收成，我的鞋破了就沒鞋可穿，所以經常打赤腳到學校。「德不孤必有鄰」，除了我之外，班上另一位姓周的好友，也是從楊梅來的，也經常沒穿鞋。
當時的童子軍楊老師很嚴格，每天都要檢查服裝儀容，沒穿鞋就記點，好在並沒有因為這樣，要處罰我們掃地。不過天天被記點，久了也會不好意思，於是跟媽媽要15元去買鞋。那時的回力牌球鞋一雙要30元左右，我買不起，只能到現在新明國小附近老街溪旁的攤子，買一雙10元無筒的兵鞋，剩下5元買一雙草綠色襪，結果襪子洗兩次就破掉，才知道是假貨，不是軍用品。所以說，在那年代生活是非常苦的。
念初中，每天從富岡坐火車到中壢，月票是5塊8，三個月就要17塊4，這麼一大筆錢哪裡來？真的十分為難我媽媽，她不時跟別人借錢，或是藏幾個雞蛋去賣。
到初三面臨繼續升學問題，溫麟校長人很好，他拿著記事本子到教室來，一個一個訪談，輪到我，他問：「要考什麼學校？」我回他：不考」。我不敢說家裡窮，怕對不起父親，校長覺得很奇怪，大家都考你為什麼不考，校長是一個溫文儒雅的學者，講話比較文雅，他說是不是因為「經濟關係？」我一聽，是啊，就是經濟問題，就猛點頭，但是我不會使用這種講法，我心裡想的只是「沒錢」。於是他說：「那你可以去考師範啊！」
訪談結束後向同學打聽什麼是師範，有一位張同學跟我說他父親是師範畢業的老師，讀師範「讀書不要錢、吃飯不要錢、宿舍不要錢、還可以發書錢、每年還有一套服裝 」。
我回家立刻跟母親說這件事，母親眼睛一亮：「這麼好你就去考！」我說報名費和支付工作人員津貼共需15元，母親說她來想辦法。
當時不知道師範學校有很多所，每一間的錄取標準不一樣，較偏遠的可能比較容易錄取，所以向代辦人登記時並沒有指定考哪一所，到領了准考證才知道，報的是臺北師範。
那時怎麼去考都沒有頭緒，連住也是一大問題。後來，一位班上小學同學告訴我，他父親在臺灣大學農業試驗所服務，就在今天的基隆路一帶，那邊有鋪榻榻米的宿舍可以讓我一起住宿，還有煤油爐可供使用。
出發前一天，父親準備了3斤白米，親自炒了花生米，母親摘了兩把空心菜和白菜讓我帶出門。父親7歲就會煮飯菜，帶著弟弟送到山上給採茶的工人吃，那時候我已經十多歲，初中也有過兩次露營的經驗，生火造飯當然不成問題。
第二天由農業試驗所工作的一位大哥，帶我們穿過農田，就是現今國立臺北教大後方辛亥路附近，到臺北師範，一看考場分配表找不到我的准考證號碼，經詢問才知道我的考區是在師大附中，幸好有提早出門，才能循安東街趕到師大附中。匆忙跑到二樓考場，鐘聲剛好響起，跟同學借了一點水就開始磨墨寫作文。
考完試才看到師大附中校園、操場滿滿的人，心想怎麼會有這麼多人來考！他要錄取幾班哪！後來才聽說當天有七八千人報考，只錄取140位，記得鄒季婉老師（師大名師孫邦正教授的夫人）跟全班同學說：「你們不簡單呀！不是前幾名的人都不敢來考，你們能考上，要好好珍惜，不要小看自己。」
當年讀師範畢業不能直接考大學，因為要先服務滿三年才能拿到畢業證書，才能繼續升學。雖然我們也修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等課程，但是由於教育課程很多，音樂（含琴法）、美術、勞作等術科也都必修，數理學科自然被沖淡，日後即使想升學，也不免損失不少選擇的機會。不過，鄒老師還是勉勵同學不要自暴自棄，進可攻退可守，若不教書，還可去參加高普考，當公務人員的升遷機會比當老師多，並且也同樣可以為教育服務。
真的，讀了北師之後，我的人生才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立足點。好在溫校長的那句話，讓我隨時可以再出發，過一關算一關，否則，初中畢業後就去就業，還真不知道能做什麼事情？
當時當老師的待遇不好，我畢業後一個月薪水380元，三個月才拿1,140元，心想上課最好有隻手錶，哪知買一隻精工手錶，就去掉我560元，相當於一個半月的薪水，手錶是上班族的基本配備，而當時軍公教人員要買隻手錶都那麼不容易，所以後來政府制定的退休俸，才會有一部分給我們所謂的18趴，實在是因為過去的待遇太差了。
我師專畢業派在臺北教書，臺北有好幾間大學，不去進修未免太可惜，打聽到淡江夜間部可以去插班，我和室友討論要插什麼系？同學說：「看你常會幫人家寫狀子、答辯書之類的，何不去考法律系？」我查了當時唯一可以插班的淡江夜間部，就是沒有法律系，同學又說：「我看你書架上一堆詩詞、史記的，乾脆去試中文系吧！」
就這樣，我跑去讀中文系，一念果然如魚得水，許多中文系人最傷腦筋的就是聲韻學，學分雖然拿到，但除了「幫滂並明」之外幾乎都還給老師了，但我不一樣，一看就知道跟客語的對應關係，所以不會感到痛苦，對文字學也非常有興趣。
白天教書，晚上去念夜校，因為有收入，當時商務印書館由王雲五主編的人人文庫，字體雖嫌小，但便於攜帶，價錢也平實，所以經常買，利用休息時間讀，大約一兩天就可讀完一本，讀書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回想當年在鄉下教書的第二年，我想去新竹見見世面，想到新國民戲院看場電影，走在路上忽然被一位擺攤的算命先生喊住，要幫我算命。我隨手抽了個籤，算命先生量我的手指，說7寸2，翻書對照之後又說：「清高之相，我看你是教書的命，不過越老越勞碌。」哈哈！我這不就是教書教一輩子，到老了還不得清閒嗎！
在政大中文研究所念書時，因緣際會下，我開始研究尚書，碩士論文就是寫「清代尚書著述考」，兩百多種尚書著作，先要查考版本、收藏處和作者生平，每本看過還要寫摘要，就已經是很大的工程，何況這些書別處少見，還好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幫了大忙，不過當時到南港花在交通的時間不少。好在准許影印，但是當時只有感光紙影印，每張5元，所以只能挑重點印來帶回家使用。
尚書學和目錄文獻是我原來接觸較多的領域，可算是我的學術專長，可是在我服務的學校，教育學科相當重，所以即使是在語文教育系，我也不敢開這些課，只能把有限的選修時間，開他們更需要的課程，反正教學都需要準備，我堅信「教學相長」。
後來也常為了配合研究所的課程系統，變換新課程。所以「不是我能什麼，就教什麼」，而是「學生需要什麼，我教什麼」，這是我一向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是我走的路。
其實這種理念的堅持，也是受到我的指導教授胡自逢的影響，他在教我們「治學方法」時，一直強調「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人群」。
就因為這樣，所以無論哪個單位找我時，只要時間許可，我大致都不敢推辭，尤其近年來有感於客語失落之快，或許再過幾年便成了絕響了，所以近二十多年來，積極投入客語復甦薪傳的工作，擔任各縣市母語師資培訓講師，編寫客語教材，並參與制定客語音標及建立客語能力分級認證考試制度，年年擔任客語詞彙修訂、審查及認證考試委員，好像是抱著做公益的心情。退休十幾年以來，連過去寫或講過的東西都無暇整理，常自嘲是「廢物利用」，總是希望做出一些對社會人群有貢獻的事。
不過人會老，一人之力更是微不足道，需要有更多比我年輕、更有能力的有心人出來，才能完成更多更大的事情。
（上圖取自中時電子報，吳敦義副總統親自頒獎給客委會終身貢獻獎得主古國順教授。許智鈞/攝影2015/6/29）
編者按：2015/10/3，台灣語文學會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假中大客家學院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台灣語言學大師一日講座」，很榮幸邀請古國順教授專題演講—何明勳《渡台記》介析，並分享其「學思歷程」，以上所述就是古教授的學思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