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族群理論之概述

【文／謝名恒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碩士班研一生)】

 

       

       綜觀現今頗剖析「族群關係」時的相關理論，則是透過族群的集體認同是如何形塑與生成，做為出發的討論面向，而依據本文將討論以下三種理論：建構論、原生論、以及結構論，筆者試圖分析當代族群論述的認同之流變與梳理其脈絡。首先，透過筆者的簡要概述則認為，原生論的觀點找出族群認同的必要基礎是什麼(what) ；接著，結構論為族群認同的生成提供形成的理由 (why)；最後，建構論則解讀族群認同是如何建構的方式 (how)。而透過上述的簡要概念做個初步的開端，之後便讓我們逐一做有系統性的分析與討論。

一、原生論(primordialism)

       「原生論」又稱之為「本質論」(essentialism)。然而，從原生論的觀點中認為，我們生而為人時便確定了彼此的族群身分，即是取決於共同血緣(祖先)、外貌長相(膚色)與語言文化(記憶)…等等相當客觀的有形要素基礎之上，同時這是無法更動且根深蒂固的本質特徵，對於個人或群體來說，這些身份是賦與的，無法改變與否認，而正是這種原初的或根本的文化特質關係，對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同原生論的代表學者之一的Clifford Geertz(1996)指出，「認同於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或是文化等本質，也就是先天的血緣文化特徵，是一種「族群性」，因而是一出生就決定的，所以並不容許個人有自我選擇的空間，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動性。」

 

 

           因此，支持原生論的學者認為，只要將個人所涵蓋之族群特徵、認同本質發掘出來，便可辨別出此人所類屬的族群劃分之中，此種形塑族群認同的方式導向於本能性的選擇。假設我們在出國遊玩時，到了外地遇見了「台灣人」(前提是我們已區分出了亞洲地區之外的民族，如日本人、韓國人、泰國人)，便會有種不可言喻的情感湧現，彼此親切招呼一番之後，便會表明所屬身分而進一步拉攏彼此之距離，例如「我是台灣人，來自在新竹竹東，是講海陸腔的客家人」，此時的認同連結建立在所屬「客家血緣/地緣」的脈絡之上，我們會因此有著共同的認知即是：「嗯，沒錯，我們同為新竹的客家人」，巧妙的透過一定程度上的情感作用，在無法明確訴說的情緒中搭載了彼此所謂的原生認同。

           然而，原生論相當堅持所謂根本的文化要素，如膚色、血緣、語言、文化及歷史與起源等構成的族群，這種觀點並沒有足夠的論調，去解釋族群或民族到底是如何形成，這然而這也是原生論備受攻擊的一個弱點。因此過於偏激的操作手段，很可能造成原生情感的極端運用，著名的例子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主義領導者阿道夫‧希特勒對於尤太人的集體屠殺，如此慘忍血腥的族群淨化政策便是基於種族主義、優生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將「非我族類便是異類」的想法貫徹於殺戮行動之中，便是相當不理性且非人道的認知，同時也是將原生論的概念推向一個相當危險的局面。

 

 

 

 

二、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ts)

        因此，為了補充前者理論的論述不足，進而產生了「情境論」之觀點，本論者持有重視後天的所共同經驗之記憶來凝聚彼此的族群認同，尤其強調族群認同隨著「情境」(context)有所調整；相較之下「原生論」所重視的先天特質與共同特徵便忽略外在環境之因素，進而導致族群認同的轉變。由於，在情境論的闡述中，該族群將會視所處生活環境與面臨情況，進而作出有利於我群生存的認同抉擇，利用族群的特殊情感召喚作為一種使用工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又可稱之為「工具論」(instrumentalism)。一般來說，族群認同出現選擇時，通常是在具有「利益分配」與「資源競爭」所引發而出，這種狀況類似於，在政治選舉之中為了拉攏選票的族群情感認同，雖然我們都很清楚馬英九總統並非苗栗馬家庄 的客家人，在我看來，馬總統去祭祖時說客家話(還挺標準的呢!)，此舉動建立在客家認同的情境之上，某種程度的確可以認同為客家族群。

           至於，其認同面向之中則是帶有某種意圖且具有目的性，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1997)一書中提及，處於華夏邊緣內部的非華夏—如身為越族的「吳國」，因生活方式、對資源的使用方式相同，欲得到「華夏」的認同，於是有意識將王室起源的記憶與「周」人祖先「太伯奔吳」傳說聯繫起來，以獲得「華夏」的身份，也因為擁有如此共同的生活方式，雙方都從歷史的記憶上創造同宗的血緣記憶，而被予以認同，從而融合進華夏。而實際上當代所發掘出的考古資料並不能支持江甦的吳與周王室有起源關係。作者就此提出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所發現的器物，都可以由當時人出於現實需要，出於強化身份認同而有意識的選擇，運用一種「結構性失憶」來忘記真正的起源，進而透過另一種「選擇性記憶」選擇有利的證據來強化彼此族群的身份認同。

 

 

三、建構論(constructivism)

        然而，「建構論」則對於族群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空間和無限的想像模式，基本的論述主軸在於，當今社會的族群認同則是建立在彼此重新詮釋的交互作用之中，對比於情境論的觀點來說，建構論所能導出其族群對於「認同」層面，有著更為深層且廣泛的解釋，尤其在於情境論所忽略「人」最主要的自主力與能動性(agency)，至於，建構論提及的認同概念是為「外在環境」與「本身個體」共同形成的結果，並且伴隨著時間與空間會有所更動。依此建構論將文化這個系統視為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實體，進一步來說，此理論表明社會情境與文化變遷將驅使族群認同有著顯著的變動性。

           在建構論學者的討論範疇之中，以王甫昌(2003)所認為族群的定義是：「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人群。」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族群相對於其他團體的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強調人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作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族群所認定的共同祖先來源是否為真並不重要，主要是一個群體認為自己有這樣的共同來源，就足以構成他們的族群想像。如此一來，當今身處於一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的我們，透過後天的建構進而創造出族群的想像，正所謂都是人為的因素而導致族群認同，更重要的是其強調，彼此共同的生活經驗、歷史記憶；然而內部之間存在多少的客觀特徵似乎已逐漸忽略，因此，對於認同這個概念，不單只是社會環境使然，亦或是族群本身而建構，總觀來說，理應是兩者交互揉雜與相互連動的一種產出，同時也是重新詮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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