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婕(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一、問題的提出:客家族群認同、多重與想像
Fredrik Barth強調族群構成中，人們的「主觀意識」，主張族群研究應該放置在族群間的互動中探索，從族群的「邊界」去看族群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是一群人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界定我群的社會邊界。
族群邊界的構建，雖是從參照與自己對峙的「他者」，就自己的身份歸屬而做出一系列地劃分，然而，在各個群體的族群邊界劃分中，一個「人」，他可以同時兼有幾個群體的身分。例如一個「客家人」，在不同的情境場景和條件下，依據自己的方言、語言、出生地、姓氏、國家等各方面的特點，他可以自我認定為是客家人、河婆人、黃姓人、華人、馬來西亞人，族群認同可以相當多元，其認同的文化象徵符號也是多元的，甚至帶有某種程度上的想像。
二、柔佛客家人移植史概述
(一)、19世紀柔佛港主制度時期的華人開拓
19世紀中葉，柔佛馬來統治者開啟了柔佛的開發和現代化之路。這種新型態是以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對移植華人的控制為基礎。他們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招引大批華人移植柔佛，廣泛耕種甘密與胡椒，因而「華人是柔佛開發的大功臣」。
當年主要靠新加坡義興公司黨徒之移植，1844年首領陳開順(潮安人)率眾前來，1846年另一名潮籍的義興頭目陳德海率領大約四千名胡椒甘蜜種植者到柔佛，可見當時移入之華人以潮州幫為主。
(二)20世紀初中期客家人的大量移植柔佛
主要是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根據田調及口述訪問，發現柔佛客家人的移民源流主要是「多次遷徙」的移植，除從新加坡來，不少是從柔佛以北的雪蘭莪、吉隆坡、森美蘭等客家人較多的地區(中馬)，以及馬六甲的南下移民，早期也有不少從印尼來開採錫礦的客家人。
此時期移往柔佛西海岸較發達地區沿海城鎮(新山、峇株巴轄、麻坡等地)的客家人，主要是祖籍來自大埔和嘉應州(梅縣)的客家人。他們是從新加坡移入的，在這裡較強勢的行業(雜貨、土產收購、九八行等)早已被潮、閩籍人士佔據。對這些晚移入的客家人只能從事小資本的小本生意及傳統行業，與當時新加坡在屬於相對弱勢的客家人所從事的行業有同源性。
柔佛客家人的這種帶有祖籍地緣性質的移植，直接制約了在地客家人的認同邊界。客家社群內部實「分中有合」，「合中有分」，這多少反映在柔佛客家的社群認同和社群整合上。
三、柔佛客家人的社團組織
(一)戰前地緣性的客籍社團組織
柔佛客家人的社團組織方面，最初仍以祖籍地緣性客籍會館為主。
新山客家公會的前身，則是以同源俱樂部的形式出現，創立於1926年。其成員最初也是以大埔、嘉應籍客家人居多，且與新加坡的同籍幫群有親密往來，說明20年代的新山客家社群與海峽彼岸的新加坡嘉應、大埔客籍人士有友好的往來關係。
(二)客屬公會的成立
當年胡文虎(萬金油大王)推動本區域各地成立客屬公會，(基於天下客屬本一家，都是同聲同氣同風俗，實不該因地域區別而疏遠)欲打破客家地緣的疆界，藉以團結、壯大客家人。當時正值抗日籌賑時期，胡文虎結合自身的經濟財勢，利用中國現代複雜的歷史環境和客家在海外的特殊境況，運用「社會資本」參語的客家運動，塑造客家的「族群意識」。胡文虎曾資助羅香林等人創立「客家學」，並在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後不久，號召新馬各地倡組建分會之時，就以宣傳客家文化為其基點。胡文虎更以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的「客家族源」基本立論來宣揚客家族群意識。
若從族群建構的「工具論」看，客屬公會的倡建以及客家意識的強調，可讓原本鬆散而意識薄弱，祖籍地緣認同較強且分立的客家社群，透過「客家文化特性」的認同意識建構為之整合，壯大客家人意識。(此行動對胡文虎的社會地位名望提升也有助益)客屬公會成立運動過沒幾年就因日本入侵馬來西亞而中斷，胡文虎的客家運動未完滿，「客家意識」還須更深層的打造和建構。戰後，柔佛客家人意識仍然渙散。
(三)戰後的柔佛客家人社團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成立之柔佛客家人組織，祖籍地緣性客籍會館在數量上竟比「客家公會」來得多，且越多客家人聚居的城鎮(古來、居鑾)，其客家社群的內部分立越顯著。柔佛客家人的認同邊界是相當複雜且多重的，既有地緣、血緣，又有方言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邊界，而且相互交錯。這些客家人社團組織雖互有交流，執事也有重疊，但其分立之多，除傳統上的祖籍地緣認同邊界，也有因客家社群內部本身的紛爭有關。客家社群間的「內部」團結問題，一直是柔佛客家社群領袖所在意之事，而客家人的分裂，也一直是柔佛客家人頗感蒙羞之事。
四、客家祖地的打造與柔佛客家人
90年代，中國閩西寧化石壁被塑造成「世界客屬朝聖中心」，「客家公祠」、「客家祖地」、「客家母親河」(汀江)，成為海外各地客家人尋根謁祖的「原鄉」。從1995年始，每年都舉行客屬懇親大會石壁祭祖大典。這樣一個「客家祖地」的建構，對客家人「認祖歸宗」，凝聚客家社群，強化世界客家人的網絡，打造有效文化象徵符號具有很大的貢獻。但有學者認為客家祖地並不只寧化一處，建立客家公祠的目的只是想發展地方經濟、吸引海外投資而已。
謝重光則認為，一個族群需要榮譽感和認同感，尤其在惡劣和不斷遷移的現實環境中需要增強群體的凝聚力，因而「共祖」的塑造成了必須手段，以寧化石壁為「祖地」自居，通過文化認同來達到強化民系凝聚力，雖未必是歷史事實，卻包含著極深刻的文化意涵。這個客家祖地的建構，最大推動者與柔佛客家社團領導人有關，其中以新山的拿督蕭光麟，居鑾的姚森良和其弟姚美良局紳最為有力。
對海外客家人之「尋根謁祖熱」原因的探討，認為是海外客家人「情濃」使然，就只是概念化的解讀表象，其他華人社群就少有傳統文化嗎?為何是以閩西祖籍比較少的柔佛客家社團領袖表現最為積極呢?
原因是柔佛客家社群的特殊歷史情境: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正是新山客家公會(蕭光麟)「分裂」尤烈之際，「團結」與「分裂」是在地客家人非常在意之事，如何整合在地客家社群?要以什麼才能有效地領導在地的客家社群?
寧化客家祖地的建構，正好迎合了重新整合柔佛客家社群的心理需求。一些紛爭或分立的客家社團執事之間平時縱有心結，但在「尋根謁祖」的文化認同上，卻是相同的。近十餘年來「客家祖地」的打造，是族群的建構，「尋根謁祖」的客家認同，其「工具性」是存在的，而且是多重複雜，各有因由。
五、結語
關於客家學研究，以往多偏向「溯源式」來探客家，這種分析方式會忽略不同地區的客家社會的本質和構成。莊英章就呼籲應該從族群互動、認同和文化實作的視野來從事客家研究，更應從事區域性的比較研究，以建構更完善的客家學。
海外客家社群之所以熱衷於對客家祖地之文化認同現象，並非單純僅以對傳統文化的強調與重視所能解釋。外在客觀因素(如遭其他族群的逼迫)對客家社群的存在固然構成認同危機，但客家社群內部的分立、矛盾和整合亦是一個現實和迫切的問題。客家學的區域比較研究，要從外部，也須從內部問題去探查才會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