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承翰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三生)】
人類世界是一個由諸多彼此關聯的過程組成的複合體和整體，在某種層次上可以說我們是共居再“一個世界”上，舉凡各民族國家相互間的影響，像是歐亞大陸的疾病幾乎曾經滅絕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口；歐洲人及其動植物侵入了美洲；然而美洲的馬鈴薯、玉蜀黍和樹薯傳遍舊大陸。另外像大量非洲人被當作黑奴強行運送至新大陸；中國和印度勞工移民至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社會學繼續把世界分割成獨立的社會，人類學也將文化特質的對象劃分成彼此分立的個案，意味著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它們被想像成一個整合的、封閉的系統，與其他同樣封閉的系統相互對立。
我們以往學習自身歷史的方式，存再著一個叫做“西方”的實體，這實體擁有一部系譜，它把歷史轉變成了一個道德的成功故事，將歷史的進程看作是一系列的進步觀，這演變成一個優勝者如何通過勝利來證實自身美德與善行的故事，那麼這些追求這一目標的人確實是歷史偏愛的主體，事實上這樣是種誤導，在這部系譜中的每個一個環節，都只是一個最終典範的先驅，而不是在其自身特定的時間地點中，展開的社會與文化的複合體。
在資本主義興起過後，原先被歐美國家殖民的地方，紛紛獨立起來，這現象促使我們去具體地探究每一個結合點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去探究某些關係究竟是怎樣壓倒其他關係的。這暗諷了西方一昧以他們所認知的現代化世界，其就像撞球模式，不同文化間彼此的撞擊，迫使東方文化面臨改變，以及被殖民過後改變不完全的第三世界，被迫面臨強制都市化後的弊病。
既然社會關係被想像為個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個人間的互動也就成了社會生活的首要原因，在一種秩序最大化的社會中，因為社會關係都緊緊地糾結在一起，充滿了價值共識；而在另一種無序的社會裡頭，社會無序狀態凌駕於秩序之上，因為社會關係已經離散化，還是到價值分歧的擾亂，社會交往的量的和多樣性的增加，最終導致民俗社會的“道德失序”，不得不讓位給文明社會的“技術秩序”，社會的規模與分化都不斷增強，功利關係和技術關係也不斷加強，成為了所謂的“法理社會”。
人類學向來被冠以“關於人的科學”名號；人類學家們從最初對文化形式的關注轉而研究“活的文化”，研究特定人群及其在地方棲息的生活。因此田野調查是必須的，它是與當地人直接交往的過程，並參與他們當前的本地活動，成為了人類學方法的標誌，然而這種方法的巨大成功，卻誘使其使用者陷入了虛妄的自信，把受訪者本來僅具啟發意義的方法思考，轉化成了對社會與文化的臆測，這種模型無非是一種“描述整體”的敘述，是一個理論的歇腳地，不足以稱得上是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