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幸君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畢業生)】
北部臺灣茶市場的通路、產品販賣權通常受洋行、茶商所操控的產業結構，當市場轉變或新的茶產品出現，使得原先位居生產、製造為主的客籍製茶業者，特別是製茶工廠，其得以有新的機會，在某些資源與條件許可下，另外成立一個不同台北茶商組織的製茶公會組織。
在北部臺茶演進的歷史過程中，整個生產、製造、銷售的垂直關係上，曾有過不同族群分工模式，亦即生產、製造集中在客家地區，而銷售市場中心則集中在大稻程的福佬籍的茶商。位於客家地區的同族群的製茶業者，包括茶廠與茶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程度與範圍的族群資源與族群網絡被拿來使用。雖從現今來看茶廠間並未有很明顯的族群因素作用其中。族群性變得重要是為了與台北茶商有區隔，因此使同族群身分與社會位置結合，亦即他們皆為「做茶」者的認同，在種種條件許可下，得以團結在一起的而發揮力量的組織。
另外，透過北部茶產業案例中，本研究重新檢視客家族群經濟中「保守」特質，並不是一個予生俱來的特質，從在台茶歷史發展來看，這群客籍業者而是在有限資源與環境所展現出來的經濟行為特質，其經營保守性格也是反應其在社會階級的邊陲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