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依珣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十多年前朱延平導演的一部電影叫做狗蛋大兵，它是描述民國50多年國民黨在教育體制內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就是禁止說台語，而且說台語會被懲罰!像是罰錢或者是胸前掛”我以後不說台語”的狗牌。其實導演就是在諷刺當時那個年代，因為國民政府為了要讓全國語言統一；反而因此讓人民區分了”我們”本省人跟”他們”外省人的標籤，而且除了本省人說台語之外，外省人的母語未必是北平話，所以執政黨對國語政策採用這種高壓的手段，其實會提高當時本省跟外省族群之間的疏離感。
在1950跟60年代的外省人，外省人的政經還有社會資源，相較之下是比本省族群還佔優勢；這個結構現象，在後來整個台灣經濟起飛，工業化社會開始，本省人的經濟地位提高，相對的外省人就逐漸失去社會經濟上的優勢。國民黨政權遷到台灣時，外省人大部分是在軍公教這種公部門單位任職；本省人就主要是在民營部門，那為什麼會有這現象呢?
第一：有一部分的外省人就是原本國民政府的公務人員，遷台後就任職中央政府各級人員。
第二：因為當初不曉得停留在台灣多久，這群外省人在職業的選擇上，會傾向風險較低的公家機關，像那種必須自己創業也不知會賺多少或虧多少資金的，就會避免。
第三：外省人是不容易在民營部門做發展，因為你在台灣民營部門要求職，語言沒有全通、也沒有社會網絡或是人脈關係，其實是很難生存的。
這樣讓台灣的社會結構，從一個省籍界線跟階級差別相互重疊的狀態，轉變成一個以階級界線為主的社會結構。外省族群也會有比較低階的軍人或公務人員，當他們退休之後，就成為外省族群中，屬於經濟謀生能力較差而且向上流動機會有限的一群，也就是我們說的老兵或是老榮民!對照另一群外省人仍留在政府部門高級職位的，這中間就產生了族群的內部階級差距。
第二是說，雖然在中上階層發展機會的本省人，曾受到228 或白色恐怖的政治變動的影響；但後來台灣民營部門的出口型經濟發展，又帶給本省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一直到1990年民營部門的就業機會跟資金累積提高，相較之下，在公部門的外省人獲得這種流動機會就比較有限。
因此，這段時間的經濟發展擴大整個台灣社會經濟的差距，連帶影響各個族群內部的階級化現象。因為台灣經濟的起飛，從1970年代開始，民間社會的中產階級，就成為台灣本土政治反對運動的基本訴求對象；但是強調本土的政治反對運動，其實意味著對外省人政治立場、文化的態度跟自我認同的挑戰，這項挑戰出現在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轉型的過程達到白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