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盛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一生)】
在五○年代的台灣文學界中，各家皆舉示著「反共文學」。而其影響路徑乃是先由副刊到官方組織進而軍中文藝的形成。其代表官方的雜誌有：《軍中文藝》(1954)、《文學創作》(1951)、《幼獅文藝》(1953)和《文壇》(1952)，其中前三者為公家經費補助之雜誌，後則為私募。但它們有著共同的信念：提倡把文學放置戰鬥位置，其影響範圍由學生到社會人士，配合國家(政黨)的政策書寫。這階段的作品比較不具文藝價值，但內含著功利價值的意義，有些作家為了得到優渥的獎金不得不依循國家政策行走。
而在提倡反共文藝的文學發展之下，有兩種聲音蠢蠢欲動。一是現代主義，另一個為寫實主義。在現代主義方面，就必須提及1956年代創立的兩本雜誌：台大夏濟安教授《文學雜誌》和紀弦《現代詩》。這兩本雜誌在那個眾聲提倡反共文藝的情境下得以倖存，主要是兩本雜誌都以「愛國」作為宣導語言，以其作為安生立命的擋箭牌。而他們的中心思維「橫的移植」也深深影響了後來六○年代台灣文學的走向。再者，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聲音，是由戰後台籍第一代作家私下所組成的發行刊物—《文友通訊》，其形態主要是私下書信傳遞的刊物，其作品多以台灣風情和歷史記憶為主，他也延續日治時代台灣文學陣營的寫實主義精神，這後來也深深地影響到後來台灣七○年代的文學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