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智涵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多元文化」這個名詞，對現在很多人來說有不同的意涵。比如，有些人依賴它來建構台灣鄉土文化與社區意識，朝向「懷舊的本土化」路徑：有人滿院依賴它討論台灣的國際化以及全球化過程，朝向「世界村」、「國際公民」的願景。的確，它的意義在政治角力與鬥爭語言中不斷被型塑。如果把所有多元文化體制的原因，不能都歸諸於單一事件(原住民抗爭的)的成功。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地位、人民的自我想像等等，那些屬於整體、有結構意義的變化，而這些整體的、結構性的變化中會因為工業化、全球化而形成的社會分殊性，因為被殖民記憶、冷戰分裂而難以磨合的統獨政治衝突，它們共同促成了一種「新思維」方式的必要性。這種新思維方式與論述，一方面是關於「民主」的建構，另外一方面就是所「多元文化主義」的建構，希望透過「多元文化」重新構築一個集體的「共善」基礎，緩和社會的差異與對立性。
目前國內最早見到用學術著作形式出版關於「多元化」與「多元文化」論的著作，應該是葛永光的《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基本上葛永光關心八○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發展，族裔意識興起，特別是「台獨意識」、「泛原住民意識」。而葛永光事實上看了「多元化」、「多元主義」以及「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義」兩組詞句的用法不同，前者根據社會分殊性的建構而來，後者根據文化與族裔政治而來的，另外方面來看，前者偏向(個人)自由主義傳統，後者偏向(文化與族裔)。而在台灣是先出現「多元化」然後才出現「多元文化」論述的，換言之，先討論分殊性，然後才再討論族群文化差異。
其轉捩點是在1970年時的台灣，已經經歷了短期「出口導向」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的國民所得年增率由5%增至8%。一種「美日台」的生產鏈與資本鏈，或者說經濟發展的「雁行理論」。造成新一代(本省籍)新興中產者，像是中小企業主、專業幹部等等，權力慾望上升，希望能參與政治改革，而外省籍為的知識份子圈也逐漸形成「留學、親西方現代化」與「傳統，中國民族主義和「本土」的反帝國主義者」的歧異。
在1980年代初期的楊國樞的「多元論」的結構性位置：就大環境來說，這是屬於「威權發展」的時代，一方面資本主義在台灣生根，社會「現代化」與分殊化已經成形，台灣越來越受國際局勢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介於「改革開放」與威權鎮壓」鐘擺之中。當鐘擺正好擺盪到強硬的鎮壓時刻，化們的在野性格與「民主窗口」效果，就益發突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多元論」出現是在「省籍隔閡和省籍問題，還不能說是「族群問題」的問煩，也是本省人不斷挑戰以獲取權力與尊嚴。「多元論」代表一些受西方影響、外省籍為主的知識份子試圖繼續用溫和的方式推動他們對於自由主義、民主人權、社會整合、社會現代化來用民主統一中國的想法。
「多元化」論述已經成為大眾語言，不再成為政治的主要論述資料，逐漸脫離「中層」「在野」的結構位置，雖然此時民主制度仍須重建，政黨勢力仍繼續分裂與重組，且公民意識仍然微弱，但是「多元化」已經構成所有「去中心的新發明」一種既簡單又明瞭的同義詞，而多元與民主化後的非預期效果，卻是一個「政治族群化」的過程。
當1997年「多元文化」論述成為國家高層和台灣國民教育的重點，並開始成立新的師資訓練機構時，「多元文化」是否「入憲」，都將成為新的意識型態。而憲法的規定是更加保障了它的政治正確，以及繼續推動暢通性。但是因為乏成「多元文化」論述等相關話語形成的環境複雜性，以及使用者的「政治目的」衝突對立，「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並不代表過去爭議不休的問題的中止，更是關於當前「多元文化」的困境與挑戰的問題。
難題與挑戰
首先台灣的「多元文化」大多是用英文的multiculturalism做為想像的參考標準，而關於如何想像，包括族群、社會類別等各種重要的社會分歧，都無法避免要參考北美、紐澳等外國經驗。而多元文化在策略上必須強調移民與少數族裔經驗的特殊性，然後擴大討論基礎，試圖結合關於女性、同性戀以及特殊宗教等社會類屬的社會平等參與議題。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採行特殊「肯認行動」與特殊的語言教育政策等等…。將導致這些制度不斷強調「特殊性」問題，使得社會關係關係僵固與持續的特殊化，或者將促成社會類別「標籤化」、「本質化」、「對象化」、「自然化」，更在社會交往關係上，構成「軟性隔離」，反而更加限制了人們建立有機的社會關係的空間。
我們希望用的是「文化多元」的想像，而「文化多元」的想像，不是要求我們將重點放在多樣的「特殊文化」、文化群體的各自「特殊性」上，而是要把焦點放在所有不同文化「承載者」的「多元」面貌，強調的是單一文化的多種來源，文化的柔軟性; 多種情境性，以及真正的多元發展上。而「多元文化」論不幸地指引人朝向「特殊性」的僵固類別性思考，不管是族群、性別還是宗教。而「文化多元」，可以指引我們朝向關係與情境性的思考。
「多元文化」必須處於一個「相互對待」的平等制度環境之下才可能發生作用。單純的「文化相對性」與「尊重差異」無法揭露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各種形式的壓迫。而台灣的「多元族群」有其歷史上不同的殖民與移占過程、鬥爭與相互加害的歷史問題，這些歷史問題，涉及社會正義、經濟剝削，或者政治前別待遇，並不是單純的族群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衝突。
作者引述女性主義者Iris Marion Yonug的看法，提出「壓迫的五個面向」作為違反正義的社會事實：(1)經濟成果被剝削，(勞工)；(2)社會生活被邊緣化，(貧窮，或是少數族群)；(3)個人應享有的權威、地位、尊嚴的被剝奪，(威權壓迫與歧視)；(4)被主流「刻板印象化，(婦女、外籍人士)；(5)受到暴力侵犯威脅等(如侵略與仇恨犯罪)。「多元文化論」仍然必須更加強調與「社會正義」的接連性，用「社會正義」作為一種普遍價值，更高的社會統合論述，才可能同時處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壓力，不然的話「多元文化」論將陷入「相對主義」的無力困境。
結論
作者對於多元文化的一些制式思考與想像，將之視為對於族群、性別與性取向、宗教、殘障者的社會福利與特殊國民類型，對於社會事實是選擇性的認知，固然有策略性與目的性，但會侷限了人的思考與社會關係發明。作者另外提出「文化多元」，試圖扭轉「多元文化」的「本質化」與「對象化」，突破「軟性隔離」和「社會福利制度」的相互包裹關係，同時要用「社會正義」來建立「多元文化」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被動的容忍與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