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伊珊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研二生)】
二十世紀的兩次語言政策：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國民政府時期的禁說方言，使得「語言」始終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時至今日似乎仍舊如此。值得省思的是，真正使用方言的族群，並非因政治力驅使。
上周末，參加「從文學發現客家：客家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議程分三個面向探討：文學與族群；文學與社區；文學與當代文化。邀請專家學者、文學創作者，以及文化、媒體工作者等前來分享。
從中發現個有趣的現象：能夠流利使用客家話，進行口語表達的年齡，不諱言的說多為五十歲以上。議事規則中清楚說明：通用語言為中文與客語。既然如此，又為何談這樣的現象呢？這也就反映目前客語流失的情形。這場座談會的前提，我想是「語言」。界定文學書寫的載體，亦或從族群的概念出發等，皆以「語言」為首要。
因此，大家開始鼓勵後生人多說客語。身為後生人一份子的我，不免要替自己發聲：出生於八零年代的我們，個個身負重任。不僅是處事態度、價值觀念，以及語言使用等方面，皆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七年級生的內、外在行為養成，或多或少受四、五年級的父母影響，其中當然包括「語言」。
五、六零年代的父母，受當時政策影響，求學過程不得不說國語。父母的語言背景，稱得上是母語，但多僅止於日常生活用語。加上部分因工作關係，長期使用非母語的語言，使得母語正悄悄地在變化。畢竟語言接觸太過頻繁，影響在所難免。
直至七零年代的後生人，國語成了共同的語言背景。若非隔代教養，很難重拾母語。這樣的一群人，被社會期望，期望扛起語言傳承的重擔。說到這裡，我不禁想問，是否應先鼓勵父母輩勇於說母語。並非規避責任，而是父母的言行與心態，會轉變孩子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該是誰來說？我想，是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