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國焜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一生)】
本書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出生於英國，耶魯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史景遷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意為一個景仰司馬遷、姓史的歷史學家。《前朝夢憶》依據張岱著作及相關文獻所勾勒出小說形式的「張岱傳記」。作者用淺顯文字點綴張岱的一生，名之為《前朝夢憶》因為素材大多取自張岱的《陶庵夢憶》。
張岱出身官宦世家，生於萬歷25年(1597)，祖父張汝霖藏書三萬卷，滋養靈雋早慧的張岱，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半生袴紈沉醉於晚明江南的精緻文化中。明亡於崇禎17年(1644)，家破，倉惶走避，生活極端困頓，幾度想輕生，然《石匱書》(明史)未完，苟活於異族，著作不輟，直至老死。《陶庵夢憶》即是追憶其前半生種種。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講究雅致，竭盡雕琢之能事，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的對比轉折，勾引震懾讀者。張岱的時代，流行這樣的文體，他本人在《石匱書》未問梓之前，世人多以散文家稱之。張岱敏於細微，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扼要洗鍊，處處旁徵博引，將過往點點滴滴從幻滅中重現，讓堆累積蓄的記憶釋放出來。《陶庵夢憶》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鍾情於形形色色的人事物，試圖探索深邃幽暗之境。我們無法確信他訴說的每件事都真實無誤，但可以肯定，這些事他都想留給後世，「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
書從「人生之樂樂無窮」開始，談的是當時最上流社會生活。《陶庵夢憶》中的篇章一一登場，你可以說作者是一個編劇，也可以說他將之翻成淺顯的白話文。依序出場的是：賞燈、觀海潮、尋泉品茶、收藏好燈、學琴組樂隊、鬥雞、蹴踘、結詩社、蟹會、旅遊、狹妓、打獵、冶晏、看戲養戲班。為了證明作者所言都是真的，每一個故事都交待出處，無法知道作者安排出場順序的邏輯，有時候前面提到的事，無端之後又再提，引文與作者串場說明之間，時而融會貫通，時而牽強附會，有時更是斷章取義。第一章的開頭：「張岱的居處前有廣場，入夜月出之後，燈籠也亮起，令他深覺住在此處真『無虛日』，『便寓、便交際、便淫冶。』身處如是繁華世界，實在不值得把花費掛在心上。」這完全投現代資本主義青年享樂人生的胃口。作者說：「在張岱眼中，生活是光彩耀目，審美乃是人間至真。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臺生活，神明的無情操弄和人的螳臂當車之間並無明顯區別。我們所稱的真實世界，只不過是人、神各顯本事，各盡本分的交會之處而已。」是一超脫現實，給人虛無難以捉摸的空洞結論。
張家自其高祖張天復於嘉靖26年(1547)進士及第，曾祖張文恭隆慶5年(1571)高中狀元，祖父張汝霖萬曆33年會試及第，三代進士，到了張岱的父親張耀芳，雖然張岱說他自幼靈敏，「九歲即通人道」，然將近40年埋首苦讀，抑鬱牢騷，情緒低落，為胃疾、眼疾所苦，53歲才中鄉試副榜。到了張岱一生屢試不中，雖不免對科舉不滿，心志消極，但是對功名還是有所期待。作者對於科舉的種種，張岱祖先祖考取功名的情形，都取材自《張岱詩文集》及其他文史資料。除了科舉考試之外，作者簡單介紹他們治學的方法，讀書的地方，談到了張汝霖好藏書，想編一部大辭典，當他看到《永樂大典》後就放棄了這個念頭。明朝敗亡，張岱家也破滅，藏書無法保全。最後作者替張岱感嘆：「如果說蒐羅藏書如此不易，但是飄零四散卻是轉眼間事，那麼書又如何能引領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識？隨著年歲漸長，張岱對此愈感遲疑，他在文字中也不斷忖思，自己為何花這麼多時間作各種知識的探索。這不只是說科考不值得費心花錢，而是追求學問本身到頭來也是枉然。」
張岱相信神仙、怪力處處可見。談到他自己的出生，依他父親張耀芳的說法是「應驗了算命的靈驗」，然而他的母親卻是另一套說詞，作者借此將場景帶到張家的女眷身上。序言裡談到張岱的家族「…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這和我們看《紅樓夢》，當家的是史太君，執行者是王熙鳳同樣情形。作者敘述張家女眷自高祖妣劉氏起，依張岱的說法，劉氏是個知足的人，對於張天復中舉人與兒子中狀元，均無喜悅之色，反而說：「福過矣！福過矣！」曾祖張文恭治家甚嚴，對女眷也不例外，嘉靖37年(1557)中狀元同年娶王氏為妻，王氏「天性儉約，不事華靡。」「嘉靖35年(1556)，張文恭18歲，在龍山準備鄉試，跟會稽朱家的朱賡共讀。兩人在七月七日這天立誓，日後成婚生子，若為異性則結成夫妻，…指腹為婚不僅形諸之字，還縫在暑衣裡，…」這裡說指腹為婚，其實連個影子也沒有。之後雙雙登科、結婚生子，是為張汝霖與朱恭人，作者認為這門親事對張家影響最大。張岱說：「我張氏自文恭以儉樸世其家，而後來宮室器具之美，實開自舅祖朱石門先生，吾父叔輩效而尤之，遂不可底止。」張岱母親陶氏嫁到張家沒有嫁粧，不得婆婆歡心，張耀芳晚年才中試陪榜，不事生產，家中開支都由其母張羅居積；然而，下段文字卻是描寫張家為了炫耀他族，張汝霖和幾個兒子將整個龍山掛燈，這種花費不是自稱「清貧」之家可致，張岱又言其弟山民之收藏可與朱石門和張聯芳相比。張岱自述，似乎是自我標榜，作者的解釋是：「張岱對於節儉、貧薄、豪奢的意義似乎不怎麼看在眼裡，…」張岱的父親，後來到魯國當差，朱恭人省親客死他鄉，由陶氏出面料理，晚年更是耽湎於各種癖好，而陶氏卻是「…一切繁靡之事聽先子任意為之。」張岱在寫其母親各種優點的同時，隱含對其父親的批評。
張岱對其妻子劉氏未撰一字，卻對幾個張家族人的妾有所交待，怪哉！作者說是「當時習俗使然」。相對於蘇軾寫懷念其妻的那闕「江城子」，張岱對劉氏算是無情。另外一點令人好奇的是，古代男人納妾，就書中所言，夫人死後多遣去。看起來妾是跟隨夫人似的，妾在古代沒有地位，連所生的小孩子也沒有名份，《陶庵夢憶》有篇名為「揚州瘦馬」文章，談到當時命不好的女子賣身為妾，應該總是經濟因素。張岱身邊有三種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滿足男人不同的需求。正室明媒正娶，結婚生子，掌家中大權。男人也樂於有能幹的女人幫他持家、生子，而有錢人納妾，在正室看來也是理所當然，妾在某種程度上替正室服侍男人，包括性的需求，似乎在古代正室達到傳宗接代的責任後，一般而言「性」已不是她的重心。對男人而言，如張岱，與他們分享心靈生活女性，不是正室夫人，也不是小妾，是外面的名伶藝妓，如王月生、朱楚生之類。
張岱無任用資格沒有外放當官的機會，所到之處在紹興至山東沿海一帶，作者就其至魯國訪孔廟、登泰山及出海訪普陀山所留下的記錄，配合他對明末利瑪竇來中國傳教所記種種，無意中透過張岱比較了中西宗教，他不刻意貶低中教，然對儒教，依作者的看法，張岱訪孔廟無景仰之意；登泰山沿路乞丐，到處摩崖刻字；到普陀山沒有得到開悟，看到的是山寺如何提供朝山信徒住、食、行的種種經濟活動；對信徒的虔誠描寫，雖語帶敬意，實是蠢不可及，「成千上萬善男信女『鱗次坐』，擠滿殿廡內外，徹夜誦經，並燃香觸頭頂、手臂苦修，甚至還可聞到皮肉燒烙的氣味。」然論及張岱對天主教的看法，語多正面。雖然作者承認他看不出來張岱對宗教的看法，對張岱及其同時代中國人宗教觀有相當程度之定見。
明末的政局混亂，朝廷由宦官魏忠賢把持，忠臣盡為所害，觸動張岱寫《古今義烈傳》以表彰忠良節義之士。作者未對《古今義烈傳》中人物多作交待，卻介紹張岱所寫的一系列先祖略傳，從張天復到張耀芳旁及伯祖張汝方、父執輩，堂兄弟乃至旁支，反復出現於各章中，是本書令人感到困惑之處。例如張岱的三叔張炳芳，第一次出場在如何與張岱研究茶與泉水之配方，調出「蘭雪」茶，繼而在另一章談到張炳芳到京城包攬興訟，收取為張岱九叔張九山所彈劾之巡漕吏某賄，後致去職，並因此與張九山勢如水火，後章又述張九山奉命守臨清命喪敵軍，張岱卻歸其死因於張炳芳死後作祟，作者詳敘張岱所記張炳芳託夢其子作法一節，「我與九叔在臨清結案，屈王司馬峨雲一行，汝明晚於家中設餞，多燒輿馬從人，我且亟去。…(三叔)心之所恨，力能致之於死，而又能厲鬼畫見，以雪其憤，則殺氣陰森，真有不可犯者矣。」作者對於這樣的記述，書中多所收錄詳敘，其所著眼者賣點也，小說者，無稽之談、荒誔不經之事，以吸引讀者，古今中外皆然。《古今義烈傳》不符資本主義市場原則，教忠教孝者留予後世書蠹。
張岱如何看待他自己，作者引其《自為墓誌銘》，「張岱後來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分析自己，從他嘲諷的語氣可知：實在乏善可陳。」檢視原文，所言不誣，然作者在書末，卻全篇引介。書中提到張岱治學及著書方法散見各章，未給讀者全貌。「張岱雖與功名無緣，但也一直嗜讀不輟。對典籍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深刻看法。」張岱自己認為治學「…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出之。…不完全放棄鑽研古人與重要典故，而是要能從繁浩典籍中找出真正重要的行誼，並從充棟的史料中萃取精華。…張岱廣採博蒐—從天文、地理、考古、政事、禮樂、方術、外國、植物等—共匯集二十部，在每一部之下，張岱羅列他認為有必要知道之事。」而作者引張岱治史方法為「…以『頰影』來比喻—在燭光之下勾勒輪廓，倒不一定要畫出眼、眉的細節，但有時就需要填補細節，…『余于是恨史之不賅也，為之上下古今，搜集異書，每於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
書中提及張岱的兩位好友：陳洪綬與祁彪佳。陳洪綬（1598—1652）四歲即能畫8、9尺的關公像，維妙維肖，繪畫乃天縱，加上苦學臨摩古名畫，為一代畫宗，屢試不第，捐國子監，明末不與奸宦同流，在杭州賣畫為生。清兵入關，明朝滅亡，落髮為僧，致力於書畫創作，是中國繪畫史上獨特人物，其繪畫風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書中提到張岱將陳洪綬列入《石匱書．妙藝列傳》，「畫雖近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ㄊㄧㄠ)傝(ㄊㄚ)，不事生產，死無以殮。自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誚，國亡不死，不忠不孝。』」以這種方式向老友告別並不尋常：探其原委，或許是到了順治7年(1650)，陳洪綬終究卸下效忠明朝的偽裝，投靠新朝權貴的門下。」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同樣經歷亡國之痛，張岱苟活為了完成《石匱書》，後亦投谷應泰門下，所謂「國亡不死、不忠不孝」張岱用以自況多於責難好友。陳洪綬死因未明，史無稱其投靠新朝權貴之說，況真如此，何以張岱說其「死無以殮」。祁彪佳（1602－1645）明代政治家、戲曲理論家，著有《遠山堂曲品》，他好藏書、好園林、好詞曲。1645年6月，拒絕了清廷的利誘，自沉於寓山園池，絕筆詩云：「圖功為其難，殉節為其易。我為其易者，聊盡潔身志。」他和張岱際遇不同，17歲即中進士，三度致仕，生活在明王朝的最後40餘年，以末世忠臣形象留史冊，無論氣質或際遇，都堪比文天祥。另一樣與張岱不同的是祁彪佳家庭生活美滿，經常在家中奉母觀戲，與妻商景蘭伉儷情深，未嘗有妾媵，常攜商景蘭登臨寓山，泛舟旅行。作者又引祁彪佳託夢張岱囑其完成《石匱書》，為其苟活於異族找託詞，後張岱將祁彪佳列傳於《石匱書後集》，作者說：「祁彪佳能受人景仰，名列聖賢，張岱的明晰論斷與折服之力實不可沒。」忠臣孝子、高風亮節之士不待人褒貶，作者成就書中主角，無助於事實真像。作者說：「祁彪佳的主張是，現在或15年後再死，終究在道德層面上差異不大。」其實這才是關鍵，祁彪佳死留給後世的是人格典範，張岱與陳洪綬沒有殉節留給後世的是學術與藝術貢獻，無法就其價值判斷優劣，端看你的立場而已。
作者提到張岱對歷史看法，「『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縱觀全書，張岱對其族人的記述正是「失之諛」，不論其直系祖輩，就張岱的伯祖張汝方而言，以刻苦奸巧致富，後衣錦歸鄉，張岱寫道：「其曠懷達見，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作者不肯罷休，還將之與陶淵明比較，令人作嘔。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西方人看待中國理想世界的「經典」之作，而張岱本身對陶淵明之心儀嚮往，從他為書齋命名可看出，落難之時賦詩與陶淵明「詠貧士」唱和，然張岱實不如陶淵明闊達，念茲在茲地想建立藏諸名山的志業。仰慕歸仰慕，對時局、功名的失望，轉而對著書立說的執著，相較於陶淵明賦詩遣懷，淡泊名利，其間有著不同層次的人生理想，在此張岱勾勒出他心裡的「桃花源」，只是漁夫換成書生，落英繽紛被汗牛充棟所取代，他名之為「瑯嬛福地」。
作者交待張岱前半生的繁華、先祖考妣、出生家世、外面的世界、回到內心的獨白，想像式地將掌握的典故、佚事、史料演義成舞台劇，企圖將讀者一步一步引入主角的真實世界。錢鍾書論史景遷，稱他是失敗的「小說家」，仔細推敲所言不虛。以小說觀之，《前朝夢憶》講的是張岱遭遇，雖然作者安排章節有序，情節並未統一，敘述也是依場景需要東拉西扯，正如作夢一般，斷斷續續，一個意象接著另一個意象，彼此有時是不連貫的。以歷史觀之，作者雖對每一件典故出處作註解，不表示每一件事都是真的發生過，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名言：歷史所要說的是「往事曾經如何而已。」史景遷是一個歷史學者當然明白歷史是什麼。他的讀者是西方頂尖學府自以為是的學生，這些學生少有能閱讀中文原著的能力，史景遷的著作是他們接觸中國歷史文化最好的途徑。人們喜歡聽故事，大人小孩皆然，只是每個人要聽的故事不同而已，對中國人而言平常之事，對外國人而言卻是新奇古怪。史景遷以他所熟悉的史料與中文著作，依所需要的場景鋪陳故事，自然能引人入勝。對我們而言，《前朝夢憶》當茶餘飯後消遣書即可，要欣賞明朝散文之美，應找張岱的《陶庵夢憶》原文看看，即便是讀一兩段，都能感受那遣詞用字，意象生動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