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承翰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一生)】
一、前言
道教為中國本土發展的宗教，和佛教比較起來其更具些神秘色彩，由於道教的研究比佛教起步較晚，因此在文獻的蒐集與研究上會比佛教要吃力些，更別說拿來與影響中國士人的儒教相比，學術界對儒家經典研究的較多，對佛教經典研究的較少，至於道教的經典研究更少，會造成這種原因，是受封建王朝制度的影響，歷代觀念認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為的是給予統制者使百姓皆能「移孝作忠」 [1]的合理性，士大夫皆以儒教思想為標準，雖然儒家思想能成為在社會上謀取地位的士人途徑，但在民眾和社會生活間，道教卻是深植於人們心目中，人們對於大自然山川的變化無常，以及人體的生老病死，藉以道教能祈福、符祿、驅魔等儀式為求心安，使得道教活動得以廣泛推行原因，民初文學家魯迅對於道教曾指出：
「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 [2]
二、道教與政治上的相互關係
道教與政治有著密切關係，歷代道教的興衰演變，對當時政治社會產生直接或間間的影響力，要研究歷代道教的發展和演變，除了研究道教自身發展的規律外，還必須和當時政治社會的演變相連繫，否則很難弄清楚道教的來龍去脈，唐代在近三百年的統治中，道教始終得到唐王朝的推崇與扶植，由於統治者的扶持，使得道教居於儒教與道教之上，到了玄宗開元年間，更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道藏──《開元道藏》，道教在此一時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唐朝之所以會極力推崇道教，和本身姓氏有所關係，道家思想的老子本身姓氏為李，因此唐朝開國帝王李淵認為自己的祖先為老子，主要是想藉用老子來神話其立國的合理性，為奪取隋朝政權製造輿論盲目群眾，當時社會就流傳「楊氏將滅，李氏將興」 [3]的輿論，可見得李淵有其明顯的政治革命目的。
三、唐初開國與道教的興盛
唐朝立國後，在當時崇尚門第的社會觀念中，道教的政統就能大力的提高唐宗室的門第和地位，秦王李世民也利用了道教作為權力鬥爭的手段，當時太子李建成得到佛教徒法琳的擁護，而李世民得到道教徒王遠知的支持[4]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取政權後，繼續扶植道教，甚至堅持道教於佛教之上，唐高祖和唐太宗雖然對道教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他們本身並不崇尚道教，只是巧妙利用道教來為唐皇朝做為號召，等到朝中政局穩定後，變開始對道教有所控制，唐太宗對道教的態度更為明顯表露本意，唐太宗曾言：
「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份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後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5]
由唐太宗的語錄中可以端倪出，他雖然推崇道教，但本身卻不會迷信的去一昧信之，故可使得他在位期間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只可惜太宗晚年也跟著相信了所謂的長生術，以至最後因服食延年藥 [6]身心俱疲，最後中毒死亡。
四、道舉制度與唐玄宗的崇道運動
唐玄宗崇道是以崇奉老子為內容展開，除了不斷給老子追加尊號，繪製老子像傳頌全國，更在全國廣建老子廟，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三年）下詔：
「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7] 」，道觀建築十分華麗，甚至還出現以宣揚老子顯靈等奇蹟之事，不過這實際上都是為捧升老子神話的地位，所製造出來的輿論惑於社會大眾，唐玄宗對於《老子》更是畢生研讀，將《老子》一書尊為《道德真經》，並且下令每年貢舉的人對策時增加《老子》策，將原先的《尚書》、《論語》予以量減，因此崇玄學風盛行，在崇玄學中教授《老子》、《莊子》、《文子》、《列子》合稱四子真經，每年按明經科例列為保舉，之後將兩京崇玄學改為崇玄館，設置道舉無一是重大的創舉，全國上下訊速掀起研習道家經典熱潮，然而唐代的學子們大多將進士、明經科列為志向，對帶有宗教性色彩的道舉科不是很熱衷，導致長期以來崇玄的學術界研究顯得相當薄弱，但也因為道舉的設置，使得道教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重大意義的影響力。
五、結語
唐代道教與政治上的關係，大致可以比做「借用」與「順應」[8] 來解釋，「借用」可以指統治者一方的王朝，借用道教的渲染力為口號，藉由宗教的自然力量使人民順從，至於「順應」身為道教的一方，可依拖政府順應其局勢，政府對道教的利用和控制，有著穩定唐代封建制度的作用，構成道教與唐代政治之間關係的主流，唐政府對道教基本控制之下，允許其發展的政策，並在唐代形成了道教發展的高潮，不過是事實上政府統制的理念仍以儒學為主體，佛、道為輔助，道教由於是產生於本土的意識型態，所以道教與儒學有著長期的互補關係，特別是在由儒學把持的官學和科舉中，道家經傳被列為官定教材和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這使得道教可以理論學術化，同時也強化了統治地位的儒學，因此儒道雙方在思想上更趨於一致性，中唐以後儒、釋、道三教合流更成為一股強烈趨勢。
[1] 黃得時˙註釋《孝經今註今釋》（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7年 五版）〈廣揚名章〉〈十四篇〉頁25
[2]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 初版）〈第九卷〉頁258
[3] 褚人穫《隋唐演義》（台南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初版）〈第三回〉頁29
[4] 劉精誠《中國道教史》（台北市 文津出版社 1993年 初版）〈第四章〉頁171
[5] 劉昫《舊唐書》（台北 台灣中華書局 1966年 初版）〈本紀卷二〉〈太宗上〉頁8
[6] 王永平《道教與唐代社會》（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 2002年 初版）頁416
[7] 劉昫《舊唐書》（台北 台灣中華書局 1966年 初版）〈志卷四〉〈禮儀志四〉頁10
[8] 王永平《道教與唐代社會》（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 2002年 初版）頁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