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家銘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二生)】
學者朱元鴻在1997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篇題稱〈背叛/洩密/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文章的「誌謝」前文中， 提到這篇文章「所討論的部分問題最早曾於1995年4月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以『方誌底面：情緒與倫理面向』為講題而拋出。」初稿發表時，名為方誌，探討的正是文化人類學拿手絕活Ethnography的底線和研究者的角色問題。可是修訂稿發表的題目，還是稱之為「民族誌」。
要回答方志是否就是外國的民族誌，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是極端困難的一件事。 學術的世界裡，沒有全面、周詳的論證是經不起各方的吹毛求疵的。筆者要支持朱元鴻對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未竟的貢獻：方志就是Ethnography----或者說Ethnography 就是方志，後一種說法的的意義更是重要，因為「中國化」的提法到此有了根本上的轉折， 甚至更上層樓：中國化的內涵從此進入在地化階段。
筆者認為，這兩件事確實是獨立發明，但又大體相等----如果忽略細節不談， 方志與民族誌在很多層面上不僅僅是神似而已， 是可以歸為同類之物的。
晚近知識社會學的發展， 直接挑戰了社會科學必須追求普世價值和規律的想法，促成多元價值興起，使社會科學追求社區的「特殊規律」乃有可能、可欲。
對於傳播學這種高度脈絡化的「道德學科」領域之一， 拋開既定的傳播學框框， 大膽本土化，大膽建構理論----包括大膽探索方志學這個方法論用來建構華夏古老文化社區的特殊傳播規律，或許是下一階段華人傳播學術界的共同志業。到那時候，華人社會的傳播學研究，「越是本土的， 也越是國際的。」正如十四歲的美少女朱麗葉的那番癡情的呢喃：玫瑰即使名字不叫玫瑰， 聞起來依然芳香可人。
我們會發現，人類學者與部分社會學者對民族誌的想像 是非常接近的：他們都重視民族誌的敘事本質及其聚合、組合的運作原則。在簡述了人類學民族誌於二十世紀的流變之後，我們要轉移焦點，探討人類學者 、社會學者對民族誌之再現系統的看法。兩大相關的議題馬上浮現眼前：民族誌的敘 事層次與文本權威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