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佳惠、游明潔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二生)】
2008年晚秋，首部客語史詩電影「一八九五」跳脫了過去台灣電影以個別符號（如客語、山歌、客家場景等）呈現客家意象之模式，極具客家觀點的視角，以細膩的文史考究重現1895年的台灣社會，詳細刻劃客家族群在這場慘烈的「乙未戰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電影主要描述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於日本接收佔領台灣之時，「客家三傑」吳湯興、徐驤和姜紹祖於苗栗結義，組成客家義軍奮勇抗戰的歷程。於此，重現過去歷史教材中，不曾提起的客家族群起身保家衛國的事蹟，擺脫過去客家族群保守、畏懼或膽怯，不敢與當局反抗的刻板意象。此部電影乃改編自文學客籍作家李喬作品《情歸大地》，電影「一八九五」的完成，可謂李喬於幕後極力推動。本期電子報之客家菁英描述，即專訪這位電影「一八九五」幕後推動者—李喬。
有鑑於客家族群媒體進用使用權的平均分配，平面媒體、廣播媒體和電視媒體之客家電視台等專屬平台，陸續製作極具客家文化的節目或紀錄片的影像捕捉地方風俗民情，倘若客家文化、族群語言和身影不再侷限於電視機框架或頻道與平面文字的描述，能夠透過電影平台的休閒娛樂性質，吸引年輕族群或非客家族群走進電影院觀賞，抑或藉由電影於國際間交流，對客委會和多年極力推動客家文化的致力者，皆是共同所期盼的目標。再者，希冀客語能夠於公共領域發聲，因而以客語發音的劇情「院線片」，在改編客籍文學作家李喬的《情歸大地》文本下，有了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拍攝電影的構想和實踐目標的機會，電影「一八九五」拍攝源起即為如此。
台灣人保家衛國的精神，可謂貫穿李喬的文學觀、文化觀和國家觀，皆於《情歸大地》四個字。對於改編至電影作品的期待，原想以黃賢妹作為主軸的「女性電影」為構想，強調台灣歷史上的女性如何面對不平靜的生活環境，展現生命之力。於此，卻也產生了文本詮釋間的交集與互斥。猶以電影中妻子黃賢妹為丈夫洗腳的畫面，李喬認為如此呈現可謂重大的錯誤，電影對男尊女卑的詮釋破壞了極具哲理的敘述和精神。原著所傳遞人與土地的連繫關係，是倆人湊合著一同搓著自己和對方腳上的泥垢，怎麼也搓不乾淨？「…本來，人就是泥做的。小時後問媽媽︰我從哪裡來的？媽媽就說︰泥土裡蹦出來的。有道理呢！」吳湯興對著妻子說，生命來自於泥土，人終究還是會回到泥土裡的，面對人總是想侵佔他人的土地，實在無可奈何。因此，電影詮釋出的以夫為重，妻子應有的溫順美德，顯然與原著所傳遞的《情歸大地》四個字有所差異。
土匪的安排，電影「一八九五」和原著亦有不同詮釋，相較於電影中土匪戀上黃賢妹的劇情，原著更是為此紮實地描述黃賢妹精神世界裡的傷痕，不停於惡夢中隱隱作痛，當年頭份鎮上對於黃賢妹遭受土匪欺負的種種謠言，亦伴隨著人生烙印在內心深處。回憶起當時目睹土匪對好友的戲弄與姦污，憑自己的武功底子，卻無法相救，眼睜睜地面對玩伴知己受到傷害，「我心頭一直有個痛，種種謠言，跟我連連惡夢有關，我的人生看法，我的人生永遠有個虧欠…。」黃賢妹內心十分自責，更是無法原諒自己「我，黃賢妹，要怎麼樣，過這一生呢…？」。黃賢妹的殉死情節處理，電影於最後以字幕「尋夫未果，投井獲救後，絕食自盡」，李喬表示，黃賢妹的殉死並非單純所謂的尋夫未果而「殉情」，抑或「殉國」之說，「…我不會去殉夫的；雖然我還年輕，卻也經歷了人世種種，對於生命我自有安排。…」黃賢妹瞭解，在面對生命中的缺陷時，勢必要有所抉擇，亦不可否認，和內心世界的傷痕有著相當關係牽連著，於此型塑出土匪的角色。
李喬認為，仍有諸多極具戲劇的精采故事未於電影中呈現，實為可惜，如原著中所創的平埔族最厲害的巫師「巴赫阿娜」，以及吳湯興外祖父吳阿清遭毒蛇咬而逝，血流於土地，抑或「巴赫阿娜」的消失，吳湯興於八卦山戰役戰死化為血雨，皆是一種人回歸於土地的意象。此外，電影以日本人作為故事主述，似乎推翻了原著《情歸大地》以客家族群為發展的主軸線，將台灣各族群團結的表現視為配角一般。儘管電影「一八九五」的呈現不如所期待的完美，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不可抹滅的是，電影表現出的那種保鄉衛民、團結、堅持與不屈服的「硬頸精神」，李喬仍給予正面的肯定。最後，李喬更表示，儘管電影曾獲選為台北縣政府舉辦的「山城影視節」開幕片，又為2008年影評人協會十大華語片之一，又於「2009年台北電影節」遴選為華人影像精選單元，電影其藝術成就，更獲為2009年電視金鐘獎最佳攝影；電影於國際間也獲得殊榮，不僅入選第28屆「伊朗影展」外，亦獲新加坡亞洲電視節之最大獎「最佳戲劇」，但用心比經費更重要，希冀電影專業之外的理想者能夠拍出更多好看的電影。
